5月的午后，义乌气温逼近三十度。麦克在一家哥伦比亚咖啡厅里，喝着冰水，忙着接电话、回信息。
“明天下午3点，我的老客户要来义乌了。”这位30岁的黎巴嫩外商抓了抓胳膊上的汗毛，笑着冲南方周末记者说，他太久没见过同一个国家的人了。
2014年，麦克与一名好兄弟在广州做起了外贸生意，主要将中国小商品出口至非洲、欧洲，二人时常跑来义乌采购。
麦克看重义乌外贸采购、组货的便捷性，2019年，他在义乌开设了一家分公司。他的两部手机上装着两个微信号，各有两千多名好友。他用英文备注上好友的城市、职业、订单货号，以便快速识别对方身份。
新冠疫情三年里，麦克有一半时间被困在黎巴嫩。这位外国客人是麦克在解封后接待的第一位客人。
“这是个大客户，以前找我定过18个柜（集装箱）。”麦克显然很激动，他的额头上冒起细密的汗珠，他正期盼着2023年的外贸生意迅速好转。
外贸是中国经济发展的“三驾马车”之一，义乌一向是中国外贸走势的风向标。在2023年第一季度，“义乌小商品城指数”和义乌海关进出口总值均显示了义乌外贸正在回暖。
不过，南方周末记者在义乌与多名外商、经营户交流后也发现，由于工厂生产周期、国际物流和海外市场需求的不确定性，“世界超市”的发展仍存在不确定性。
义乌国际商贸城临近打烊，一家箱包店店家正在处理当日的订单。女商人玛莉亚走到门口询价，她只身一人、没配翻译，看着像是第一次来义乌。
外国采购商头一次踏入义乌小商品城时，通常会联系外贸公司找一名翻译陪同。如此，外商才能在庞大的义乌商贸城中找到坐标。
“我刚从广交会过来，准备在义乌待一个星期。”玛莉亚向南方周末记者递来一张紫色圆球的照片——那是她在找的装饰品。
5月7日上午，一名外商正在小商品城箱包区询价。（南方周末记者 顾月冰/图）
义乌国际商贸城，又称小商品城，占地面积共640万平方米，由福田路的五个大区、宾王市场、篁园服装市场和国际生产资料市场组成。圣诞节的袜子、世界杯的足球、阿拉伯斋月的茶杯等210万种小商品，均藏身于小商品城的7.5万个商铺里。
麦克就是这条链上的外贸公司，他将老客户安排在福田路188号的万豪酒店，那里距小商品城仅隔一个马路。
当地政府的“市场采购贸易”政策赋予了采购商极大自由度。外商可以小批量、多品种地将商品运送到自己的国家，也因此，义乌一向被称为“世界超市”。
“客人亲自来中国，就可以加快选货的流程，我也能放手处理订单了。”麦克计划带老客户先去小商品城采购，再去广东揭阳参观工厂。
2022年年末，义乌政府出台《义乌市优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涉外服务十项举措》，对外商就业、生活、创业等10个方面提供便利。此外，为了推动外贸回暖，2022年12月起，义乌政府还推出了免费住宿、仓储优惠、增加外贸企业融资额度等吸引外商政策。
“现在，只需要一纸邀请函便可让外商来采购。剩下的一大笔签证中介费，还能拿来进货，多好。”巴基斯坦商人阿酷向两百多名老客户发送了邀请函。
阿酷在义乌经商二十余年，从外国采购商、外贸公司老板，再到投资者，他积攒了大量的生意伙伴和丰富的政府关系。
在义乌，阿酷有各色头衔，如巴基斯坦商会会长、鸡鸣山社区“涉外调解员”——一些是政府认可的，一些是行业内自封的。
“市区曾有6-7家巴基斯坦餐厅，现在只剩两家了。”在“义乌第一家”巴基斯坦餐厅里，阿酷告诉南方周末记者，他眼睁睁地看着他的进出口贸易因疫情垮掉不少。
“这几年我改变了思路，开始将中国的材料出口到国外去，做些大的投资生意。这让我费了不少脑筋。”阿酷指了指鬓角的白头发。
与南方周末记者见面的那天，阿酷手头的电话都没停过，当天他要接待三位外商，“另外几名会在5月下旬来”。
在一家距离小商品城二区仅400米的酒店里，每天早八点，南方周末记者准能碰到一对年迈的秘鲁夫妇。他俩计划在义乌待两周，男人时常拿出两张打印好的采购清单，用绿色荧光笔做标记。
随着广交会尾声，许多外国商人会选择来义乌逛逛。67岁的黎巴嫩人纳赛尔（Nasser）便是这样一位外国商人。
5月4日一早，纳赛尔便前往小商品城二区采购，他对这个区域熟门熟路。上世纪90年代，纳赛尔从黎巴嫩飞来中国做生意，先是广州，后是义乌。他早早嗅到了“义乌空气中的商机”，在这座小城市买了房子、开了公司，微信里加满了小商品城的商户。
不巧的是，新冠疫情冲断了贸易链，纳赛尔被迫把义乌的公司关掉了，最近，他才找到机会重回义乌。
在二区1楼的星宝伞业门店，个头不高，头发花白、戴着眼镜的纳赛尔，正在挑选店里的一款黑色长柄伞。
据几位商场经营户反映，一些外商正在“改写”采购规则：他们会自己逛一圈询价，心里对价位有个数，再跟外贸公司的人一起来下订单。
张吉英是星宝伞业的老板，她无法估计纳赛尔会提多少货，但她相信这位黎巴嫩老客户还会回来。
“批发多少、买什么价位的货，外国采购商心里早有定位。”张吉英从容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。
张吉英算是小商品城里名气较大的商户。1997年，她接过父亲的雨伞店后，从最早篁园市场的马路摊位，发展到小商品城的多家门店，业务已经扩展到大西洋彼岸。
她的雨伞远销非洲、欧洲、东南亚。在她柜台上的红皮留言本里，不同国家的外国采购商给她留下了祝福语。
为了拉动外贸市场回暖，义乌政企、各方经营户开始发力“拉订单”。5月初，张吉英与其他二十余位小商品城商家刚从非洲埃塞俄比亚、尼日利亚考察市场回来。
在埃塞俄比亚，张吉英的星宝伞市场占有率很高，她前往非洲考察时发现，当地批发门店和街头都能看到星宝伞。
她不记得是哪位采购商将星宝伞引入埃塞俄比亚市场的，她只听当地人介绍“埃塞俄比亚进口证很难办，一旦审下来，可能就会垄断市场”。
“这三年把外商憋坏了，第一季度的南美客人明显多了，欧洲的华商也来了不少。”外商大幅回流让张吉英松了口气，过去，星宝伞业九五成以上是外贸订单，新冠期间，张吉英调整销售策略，将外贸和内销占比改为7∶3。
“网上问100家，不如他们来店里看一次。这里就像是一个大的展示厅。”张吉英总结多年经验发现，外国采购商不喜欢精修照片，“看不到细节，价格都没法谈。在地板上随便拍一张实拍图，他还反而比较喜欢。”在采访期间，每隔15分钟，就有一位外商来新宝伞业店内询价。
央视新闻报道中，2023年3月以来，义乌国际商贸城日均客流量超20万人次。其中，日均进场外商超1600人，同比增长30.2%。
5月4日这天，位于一区的卓洽陶瓷约有15名外国采购商上门询价，这家店铺也接到了约20万的订单。
“为了生存，疫情期间主要做8个阿里巴巴店铺，算是保本了。”许女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，他们家的生意五成以上的订单走外贸。
2023年5月6日，在义乌保税物流中心的一家进口仓内，流水线上的工人正在分拣商品，后排高耸的仓库货架上堆放了一半的货物。
“我们仓库第一季度的进口量已经超过2022年的三分之二了。”凯仓物流负责人李浩告诉南方周末记者，他们仓库主要是为近300家跨境电商企业提供分拣、打包和快递服务。
5月6日，义乌保税物流中心一家仓库的库存情况。 （南方周末记者 顾月冰/图）
“由于全球贸易遇冷，物流中心的进口量仍未赶上正常年份，”一名义乌保税物流中心的工作人员向南方周末记者感叹。
全球物流供应链是一盘棋。新冠疫情期间，国际海运经历了洛杉矶港口拥堵、苏伊士运河堵船等事件，大批集装箱被卡在海运途中。
“当时一个中国发往美国的海运集装箱涨至18000美金，正常时期只需2000美金。”哥伦比亚人耶赛德（Yesid）向南方周末记者感叹，他在义乌工作，每周的一项主要工作内容便是统计每周全球海运价格。
为了纾解“一箱难求”情况，国内外生产了大量的集装箱。据中国海关总署数据，仅在2021年，中国就新建了2.3亿立方米的集装箱，这个数字是2019年的三倍。
这使得2023年全球海运价格趋于平稳后，宁波港等大型国际港口滞留了很多空箱。
在义乌“外贸宇宙”中，全程两百多公里的义乌港至宁波港路段是一条最为繁忙的路线。一头连着“世界超市”小商品城，一头对接全球货物吞吐量最大的港口。
集装箱卡车通常在宁波港提取空集装箱，到义乌港装满货，再送去宁波港装船，发向世界各地。
义乌的物流尚未恢复往日的繁华。5月7日，南方周末记者在义乌港D区一层仓库发现，大约每5分钟有一辆卡车驶入，尚未达到卡车大排长龙之景。
据金华《浙中新报》2017年的统计，正常情况下，每天都有1000个以上的集装箱往返于义乌港和宁波港之间。
义乌西南郊的铁路口岸也是义乌物流的重要一环，它是“一带一路”班列义新欧和海铁联运的始发站。
这里的货物要么走海铁联运，从铁路抵达宁波港再转海运；要么走“一带一路”义新欧专线，在沿线各国停靠。
“铁路口岸的堆场总共可以放置1800个40尺的大型集装箱。”在铁路口岸，讲解员小贾告诉南方周末记者。
在下着雨的5月6日，南方周末记者观察到，集装箱只停放在道路两侧，叠了两层，整体数量不多。
5月6日下午5时，义乌铁路口岸外侧堆场情况。（南方周末记者 顾月冰/图）
5月6日下午5时，义乌铁路口岸堆场实时作业图。（南方周末记者 顾月冰/图）
一位义乌本地人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，很多商家都比较低调，如果问“生意怎么样”，他们总会面露难色，说生意不好做。
“看那些装修的、换店铺的，大概率都亏本了，能熬下来的人已经很不错了。”印度手工艺品店佳德银满的老板吴银满悄悄告诉南方周末记者，过去三年，小商品城里关掉的经营户不少。
在小商品城里，吴银满是为数不多的进口产品经营户，她主做内销，向国内手工艺品店铺、家居生活馆等提供货源。
2011年，吴银满与印度外商合伙开了一家手工艺品店，在义乌向中国市场销售印度香薰、蜡烛等。几年后，印度商人离开后，吴银满决定单干，还盘下了200平米的商铺，将产品拓展到披肩、抱枕，以及实木家具。
小商品城五区，吴银满的印度进口手工艺品店铺。 （南方周末记者 顾月冰/图）
“工艺品不是生活必需品，经济萧条时它就变得可有可无了。”三年里，吴银满的老客户生意受损，从清库存、裁员再到倒闭，国内市场一片遇冷。她只能依靠网店的老客户保本。
好在2023年，国内市场再次打开，吴银满的进口量从疫情中的每年两三条柜升级为每月一条柜了。最近，她正在申请印度签证，希望再次前往印度工厂采购。
韩国外商朴明镇尚未感到外贸回暖，他认为，义乌外贸的下单、制造、组货和运输等环节还正在恢复中。
“跟我合作的工厂最近才完成2022年年末的外贸单子。”韩国商人朴明镇告诉南方周末记者，因工人感染新冠、农历新年等原因，工厂的交货周期一拖再拖。2008年，朴明镇带着中国妻子来义乌创业，主要向美韩出口饰品、玩具、工艺品等。
一般来看，订单发货速度与工厂产能、订货量相关。像张吉英在浙江绍兴的雨伞工厂，“单日只能生产五千余把雨伞，而其他大工厂是一万把”。
新冠疫情期间，朴明镇的外贸出口量只能达到往年的30%。为此，他试水了几家跨境电商平台，不过，“电商的订单量很多，可营业额很小，对总利润没有太大提升”。
1.5万名参加广交会的企业家曾在政府问卷中回答“订单下降、外需不足是中国外贸的主要困难”。
由于全球经济下行，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市场活跃度不高，义乌外贸也面临着海外市场需求遇冷的挑战。
“有位欧洲客人2022年从义乌进的13箱圣诞用品，只卖掉了3箱。”义乌外贸员Angela告诉南方周末记者。要知道全球80%的圣诞用品来自中国，而中国的圣诞商品80%来自义乌。
在星宝伞业询价的黎巴嫩人纳赛尔也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，黎巴嫩当地市场接受不了价格高档货。“黎巴嫩市场很差，银行没有钱”。
黎巴嫩以外向型经济占主导，制造业进口占比一向较大。可新冠三年，由于在货币贬值、欧洲能源危机等多重作用下，当地民众只能买得起便宜货。
听完“单把18.8元，一整柜起批”的报价，纳赛尔开始向业务员压价，“还能再便宜吗？”